文化如水，水脈亦文脈。長江文化是依托長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間形成和發展的文化體系，是長江流域文化內涵和文化特征的總和與集聚。作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文化復合體，在漫長歷史發展演進中，長江文化早已成為流淌在中華民族深處的文化血脈。

　　“江河互濟”支撐中華文明綿延賡續、從未斷流。諸大河文明奠定人類文明的重要基礎，卻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歷史長河之中。中國地域廣闊、地理形勢復雜，存在平行互補且有自然屏障相間的兩條大河——黃河和長江。幾千年來，華夏兒女就在（長）江（黃）河搭建的超級舞臺上演出一幕幕歷史壯劇。中華文明成為迄今為止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要得益于“（長）江（黃）河互濟”，驅動了中國北方與南方的雙循環流動。近代學者梁啟超曾言，中國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則以黃河揚子江之二大川橫于溫帶，灌于平原故也。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的早期發育厥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長江稻作文化與黃河麥（粟）作文化互補互依形成的“江河互濟”動態體系，帶來了中華民族內部持續性的自我更新、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旺盛生命力，這是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綿延賡續的重要原因。

　　通江達海促進中華文明交流融合、開放包容。《管子·水地篇》講：“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作為橫貫中國腹地，上承黃河、下接嶺南，西連青藏、東通海外的大動脈大通道，長江有8大支流、700多條小支流、3600多條小小支流，還有無數細流像毛細血管一樣豐富、又像蛛網一般密布。這種通江達海、萬流匯聚的地理特點，有助于形成以大運河、漢江河谷、金牛道、茶馬古道等為支撐的中原—邊疆貿易線路，以及以贛江、湘江、靈渠和梅嶺古道等為支撐的嶺南貿易線路。長江流域生產的絲綢、茶葉、糧食、銅鐵器具等物品及其承載的風俗制度，流入兩廣、云貴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等地區，有力促進了我國各區域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與此同時，長江流域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通過萬里茶道、岷江—西域—中亞道、滇緬道、海上絲綢之路等進入西亞、西歐和東亞、東南亞等地區，又帶回異域的商品、物種、冶煉技術和紡織技術等，有力促進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自古以來，長江流域的豐富物產和便捷交通，有助于把中華大地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也加強了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之間的商品與文化交流互動，彰顯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體現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來自青藏高原的萬里長江奔騰南下，上游金沙江河段水流湍急，到云南省石鼓鎮急轉成“V”字形向東北流去，“長江第一灣”因此得名。石鼓自古以來就是北進藏區、南出滇西的重要通道。80多年前的紅軍長征，紅二、紅六軍團1.8萬余人及數百匹騾馬短短4天時間在這一帶渡過金沙江天塹，留下寶貴紅色精神財富。圖為“萬里長江繪宏圖”首屆長江攝影大展入選作品《長江第一灣》。中國文聯攝影藝術中心供圖 王菡苑/攝

　　風氣之先體現中華文明革故鼎新、輝光日新。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長期處于經濟領先地位，唐代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說，南宋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謠，明清更流行“湖廣熟，天下足”之諺。長江流域物產豐盈、開放包容，推動了文化興盛和思想創新，陶冶歷代思想精英，涌現無數風流人物。自宋以來，朱熹、陸九淵、張栻、葉適、王守仁、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學術賢達輩出，使得長江文化開一時風氣之先。近代以后，長江流域汲取西學，融匯創新，工業、商貿、教育、科學、文學等引一時潮流。至清末五口通商，上海成為中外思想與文化交撞之地，當地吳越文化融合開埠后傳入的西方近現代文明，逐漸形成海派文化，于物質、思想、意識、制度諸方面能得先機、乃見異彩。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以及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共產黨建立等，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前赴后繼，都在長江流域寫下了精彩篇章，反映出長江文化“敢為人先”的特點。這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彰顯出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展現了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更多內容，詳見長江文化促進會理論與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文章《談談長江文化的歷史底蘊和時代價值》

　　（策劃：周昭成 許文嫣）